一日來回奔走台北-花蓮，只為了處理三個月前使我陷入絕望的事件，而如今真的成為字面上的「事件」，筆錄、指認、蓋手印，文件一張張的複印出來，每次在文件上簽上我的名字，頓時覺得老了好幾歲。再跑一趟花蓮我不知道會不會再度使我陷入狂暴，當然你也可以壓制、麻痹，妳也已經飽嚐過受挫又受挫。再一次，如果再去一次，我狂暴的疾病也許會把我的人格的自信與統合壓垮了。
回程途中坐著普悠瑪，天色已經微暗，我望向窗戶，看到自己的倒影，從花蓮的山與矮房一路慢慢連接到靠近城市會出現的高樓，望著窗戶裡面自己的倒影出神，心想又回到這個我正在經驗的城市-臺北。在火車上我想到了Friedrich A. Kittler 所言：「每當人們身陷車流，以每小時上百公里的時速前進著，日常生活也自然而然地充滿電影感。」火車上我眼睛望去的每一幀的確都是影像，高聳的玻璃摩天大樓晃過我眼前，照亮了夜晚，它們的室內燈光變成了整座島嶼夜間外部環境的主要特色。臺北是一群又一群任憑自己每天被自己希望背叛的人。他的機智，他的犬儒主義，以及他們的現實主義，就是從這邊而來。
回程的火車上我想到了電影《一一》，男孩洋洋隨身攜帶的照相機、NJ 的公司嘗試開發卻在電影結尾仍未完成的電腦遊戲，科技媒介構成了楊德昌的電影書寫。電影感也無法適切地表達我在火車上恐懼回到台北的情緒狀態，無止盡的商業擴張，讓我產生出某種很主觀的恐懼，永不疲乏的精力旺盛、不停的跟人的短暫的說話，都可以在這座城市找到。楊德昌試圖以電影感的操作來抓住時間之流裡的某個定點，甚至建立起來的一座「僅屬於那個當下」的城市。NJ 的小兒子洋洋默默地愛上攝影，只是他拍的不是一般人眼中的花草樹木，而是人們的後腦勺、或是在日光燈下飛舞的蚊蠅。劇中各個家庭之間的共通處，很明顯地在於他們與這座城市的關聯、尤其是這座城市所構成的「閉路系統」對住民身心帶來的壓迫性。
但當城市或電影都無法適切定義生活經驗，這成為一種當代特質，如果試圖在記憶版圖上留下烙印，它的先決條件是失敗，當個人狂想孤立於任何實際社會行動時，冷漠就是這城市給的不可避免逸離的結果。回神，我又看著窗戶上的自己，在放空思緒聯想到楊德昌的電影，也以想像力與身體感知來體驗了電影中的場景，意識到自己身為景框之外的觀察者角色（至少在火車上我可以置身為這個角色，讓我稍微安定）火車停駛，我回到台北了，回到自家陽臺，抽著煙，繼續想著《一一》裡面，婷婷觀看那對移動到大樓一旁的高架橋下的綠地約會的情侶。
